“文笔词锋薄海知，淘书机智更冠时。澹生复壁能逃劫，旧燕归来付一痴。”这是《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７１页）中写黄裳的一首诗，其中牵涉黄裳收书之独辟蹊径及其藏书中的一大特色（即收藏有大量的山阴祁氏文献），还述及来燕榭藏书的命运。中国古代以至近现代的私家藏书相当发
一、藏书兴趣与时代影响
黄裳的藏书兴趣自少年时就已培养起来。他从小所遇老师大都是爱书成癖的先生，受他们影响，黄裳在中学时就花巨资购买了一部《四印斋所刻词》，甚至还为自己刻了一方“流览所及”的藏书印。大学期间，在震旦图书馆的博览群书也促使他对版本目录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这一切并没使他致力于古书的收藏，当时所买之书大都是一些旧杂志和新文学的出版物。直到１９４７年，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黄裳自称是源于撰写一篇关于吴昌时《〈鸳湖曲〉笺证》的文章得到了吴晗和郑振铎的大力支持，“名贵的明版书也慨然相假，真是让我又激动又不安。从这以后，我也开始买起古书来。”“同时因为得到了谁的一种著作，就又希望能得到他的别种著作，以及他的朋友的著作……这样拉扯下去，就会形成一个‘网’，把一个时代一个方面的许多孤立现象联系、组织起来了，也进一步刺激了收藏的兴趣。”（《黄裳文集》卷五，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４页）但阅读《来燕榭读书记》不难发现，在收藏的兴趣之外，还有时代的巨大推动作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正处于急剧转型期，旧有藏书体系遭到了极大破坏，大量私家藏书纷纷拥向市场，其散出时间之集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都令人始料未及，而上海又是当时典籍聚散的两大中心城市之一，其书市的急剧膨胀难以估算，从“狼藉散落”、“捆载”、“论斤秤出”、“价绝廉”、“还魂纸厂”等词在《来燕榭读书记》中的反复出现，足可想见。
从藏书的流散途径来看，或许更能看出当时古书的命运。这对黄裳的刺激是巨大的。当时散书的境况大致有三种：一是归公。像南海潘氏、南浔刘氏、常熟瞿氏等，但这样开明通达的藏书家毕竟是少数。况且他们的藏书也仍有一部分流散在市；二是卖给书商。由于当时经济困难，为了养家糊口，大多数藏书家都选择了这种方式。其典型代表就是孙毓修“小绿天”的藏书，它全部由修文堂、修绠堂孙氏兄弟和苏州古董商人孙伯渊合资买去。这样的处理方式，虽没有立即对藏书起破坏作用，然那些颇不为书商所重视的古书还是没有逃脱毁坏的命运，被随意杂放在店铺里，有的甚至被当作废纸重新卖到还魂纸厂；三是直接论斤卖给还魂纸厂。由于二战等原因，当时的造纸商不断获得暴利，这驱使了大量古书旧籍纷纷成为制造新纸的原料。这种经济的驱动对藏书的破坏无法衡量，也最令人痛心。正是这种痛心，使得黄裳产生了尽自己微力进行抢救的保护意识，开始大量收集线装书。
二、明清集部与版刻之美
社会变迁的影响与挽救的意识无疑会使黄裳的藏书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单从时间上看，就与前代藏书家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藏书家一旦开始藏书往往会终其一生，除非中间发生较大变故，黄裳的藏书时间却异常短暂而集中。通过对《来燕榭读书记》中有详细时间记载的藏书进行统计，他收书的时间集中在１９４８至１９６５年之间，每年收书少则数种，多至百余种。
这与故书大量散出的时间基本一致。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５年是黄裳买书最多的两年，１９５７年是黄裳积累藏书的辉煌时期。到了１９５８年，情况则发生了重大转变。当时上海旧书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古旧书店全部并入上海古籍书店，市面的旧书店日益减少。郭石麒于１９５６年去世，来青阁将收歇（１９５８年）。这时黄裳家里也发生了重大变故。在这种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黄裳的藏书活动不得不停止。在“文革”期间，他还因藏书的连累而倍受迫害。
时代造成了黄裳藏书的快速积累，他的记者身份在这一快速积累过程中也起到了较大作用。他随时利用出差和出游的机会广泛搜罗，在几大散书地区都建立了密切联系。苏州、杭州、北京乃至成都、昆明等地都有他熟悉的旧书店，这在他一系列散文中都有所记载。如《湖上访书记》《姑苏访书记》《西南访书记》《琉璃厂》等文即可看出其访书行踪。
就收书种类和范围而言，黄裳也经历了一些转变。一开始由于使用的方便，他收集了大量的晚明野史笔记及相关文集，尤其是收购了大量山阴祁氏藏书。据《来燕榭读书记》的记载，整个卷三几乎都是关于山阴祁氏藏书的题记（卷三共记录了３０种藏书，其中有２７种来自祁氏，另外在其他卷中还有５种）。这样集中的展现使读者能够从整体上把握祁氏藏书的展转历程。然随着藏书时间的向后推移，黄裳却逐渐将收书重点放在了明清集部。这是因为明清集部在当时大量涌现而收藏之人却为之甚少，尤其是那些不为人所重视、不知名作者的诗文集。当时阿英是对晚清文学拥有浓厚兴趣的少数几人之一，但通观他所辑集的《晚清文学丛抄》，其中有关诗文的却寥寥无几，直到后期，他才开始重视并大量收购，可见这部分古书的悲惨命运。“近日集部贱如泥沙，人皆弃而不取，余无力多收，藏书亦无地，每见旧本入还魂纸炉，辄为心痛。”他虽“无力多收”，但也尽力而为。在《来燕榭读书记》的记载中，就有二百零六种关于明清集部的题记（卷八还有二十余种清初词选总集）。
在六十年前，明清集部到底有没有收藏必要呢？黄裳对此有很明晰的判断。他认为那些并非“名人”的作品也有其存在价值，“如果我们能进一步从‘艺术第一’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就可以从作得不一定怎样‘漂亮’的诗文中发现值得珍重的东西。我这里所指，就是思想史、社会史的大量纪录与素材。”?《黄裳文集》卷四，第３３页?以史之眼光来研究集部之价值，前人也有过一定的论述，像黄宗羲、郑天挺等，然黄裳对此所做的发扬光大、深化发展和在实践中的突出运用却是前人所不及的。他在这方面实是做出了一个突出例证。如在研究许自昌时就从“同时名辈的传状诗文”中得到了“许多珍贵材料，可以从中认识许自昌和他的家族的概貌。”在谈到《圭美堂集》时说：“徐君诗文俱恶，人品更不足道。〔略〕然颇知书法板片故事，所跋诸帖之文颇可证流转踪迹，近徐森玉丈撰文考证宋拓丛帖，曾引其说，知亦不可废也。”（《来燕榭读书记》（下册），第１３９页）他对明清集部的着力收藏也为后来的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譬如来燕榭藏书中就收有多种难得的清人词集。程千帆教授在编《全清词》时从他这里得到了许多帮助。
黄裳在收集藏书时有着自己独特的善本标准。“我想在为善本作界说时，至少要考虑两个方面，它们的文献的和文物的价值。”这样的界说就突破了以前以时间标准来划分善本的局限，不唯以宋元刻本为重。黄裳十分看重版刻之美。他在《清代版刻一隅》中向我们展现过清代各个时期不同的版刻特点和风采。他指出：“同样一部古典名著，一册精刻旧本与一册铅印新书给予读者的感受是不同的。在这里我并不想提倡怀古与古董家数，只是想说明，前人曾经在出版印刷工作中作出过怎样辉煌的业绩，我们应该有所了解，并尽可能吸收那优点和长处，放进今天的工作中去。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多出版好书，不只是内容好，而且要在版式印刷、纸墨、装帧上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本好书是两者的统一，忽视了任何哪一方面都是不可取的。”（《黄裳文集》卷五，第８２页）他购买崇祯刻《吴骚合编》这一“豪举”可说是这方面的突出例证。此本不是孤本秘笈，黄裳为此却“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原因就是“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略〕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记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叶作用的扉叶也完好地保存着。”他重视书的初刻本，除却校勘的考虑外，似也与此有很大关系。１９５６年黄裳旅行到昆明时，还购买过一些当地人的诗文集。他站在地方艺文的角度上，为保存雕板的地方特色也做出了贡献。此外，他在评定善本时，还不以人废言。无论其在历史上的功过如何，遇见他们的集子，也一并收之。他认为：从历史上看起来，人无论好坏同样有在历史上留存一页地位的权利与必要，没有了对立面，要研究历史就会感到困难。他所收藏的阮大铖的文集就为他研究晚明史提供了许多稀见资料。
黄裳收书不弃丛残，广收复本。一本书哪怕只剩下一页也照收不误。他的这种做法，虽因袭古人，却又有自己别一种考虑，那就是充分利用书籍的商品性，阻止旧书流入还魂纸厂。他的“肯出善价”也是一种保护古书的策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运用经济规律阻止一切应该受到重视、保存的书籍进入还魂纸厂。这样做了……将起保护全国城乡直至每一角落留存下来的古文献的作用。”
总之，在黄裳的整个藏书过程中，他以自己广阔的视野，敏锐的眼光，尽力在书市上进行抢救，保存了一大批古书旧籍。据张昌华的论述，黄裳被抄去的书“仅属国家二类古籍的就有８２８种，２１６０册”（《黄裳：书香人和》，载《人物》２００２第８期）。可见黄裳藏书之丰富，而他为了这些藏书也费尽了心血，“其得也，皆节衣缩食以致之，如猩猩血，缕缕而出。”徐森玉曾书吕岩诗赠之，其中有两句：“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真是一语中的。
三、书商的功用
在古书抢救过程中，除藏书家外，书商也在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每一个藏书体系的建立都离不开书商的参与，每一个出色的藏书家周围必定聚集众多经营有术的书商朋友。黄裳在三四十年代时，便已是上海福州路一带的旧书店的常客，与书商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黄裳的整个藏书过程中，书商也确实担任着重要角色。他们像藏书家一样深懂古书的价值，而且对古书散出的时间和地点也了如指掌。黄裳就是从他们之口，及时获知书市的最新信息，从而获得大量古书旧籍。对此，黄裳颇有感触，他在藏书题记和散文中多次提到书商的名字：汉学书店郭石麒、传薪书店徐绍樵、来青阁老板杨寿祺、修文堂修绠堂孙氏兄弟、抱经堂老板朱遂翔等，另外还有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一些旧书店老板。《来燕榭读书记》中多次出现的“余得石麒之约”、“于徐绍樵许闻”、“闻估人告”等语也是这种交往关系的反映。与此同时，他在与新的书商建立联系之始，也往往得到书商的引见，如郭石麒曾多次为他充当中介，为他联系“书缘”。黄裳与郭石麒的关系已经跨越了商业的界限，上升到至交的层面。“从他手里买书，从来不必还价，也不必担心本子的完缺，版刻的迟早，这些他都是当面交代清楚，完全可以信赖的。而且从来不因书好而索高价。”“完全可以信赖”既表明了他们之间友情的深厚，同时也说明了郭石麒版本鉴定、古书辨伪能力之高。“石麒业故书凡数十年，为南估中最有眼光者。自宋元刻以至清人刻本，无不博识……余之得识版本门径，得石麒之教者多矣。”（黄裳：《前尘梦影新录》，齐鲁书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４页）郑振铎也对他青睐有加，曾介绍他任上海古籍书店的顾问。
由于书商直接参与了古书的流通，他们对于藏书故实的掌握也令一般藏书家不可比及。黄裳曾多次提到他希望那些书商能够将他们肚子里的书林掌故写下来，认为这是难得的文化史料，“可是始终没有结果。随着他们的离去，这计划也终于成了泡影，觉得是难以弥补的损失。”黄裳在藏书题识中曾记录过一些，比如，他就曾向杨寿祺打听过关于瑞轩的故实。
在特殊的年代，他们的这种作用还会因之突显，从而与藏书家一起被推到抢救文化典籍的前沿。据俞子林回忆：“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５年这十年间，古旧书店曾收集、发掘到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和图书资料，为学术研究和文教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难忘的一九五六年――回忆上海古旧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历程》，《书窗》１９９８年第１期）可以说这些旧书店的旧书商人对古书的搜寻比起藏书家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书商的作用，袁逸和肖东发曾有过涉及：“众多书商并利用自己交游广泛、信息灵便、专业知识娴熟等优势，针对藏书家事业发展的种种需求，分别发挥着耳目、中介、助手的作用。”（《中国古代书商与藏书家》，见《出版发行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这些作用在《来燕榭读书记》的记载中都有所体现；在其他文章中，黄裳对书商的作用也有很高的评价：“掌柜的是商人也是朋友，有些还是知识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自然终极目的还是做生意，但这并非唯一的内容。至少应该说他们做生意的手段灵活多样，又是富于文化气息的。”正是这些作用和文化气息使得黄裳看到了他们的独特价值，并对他们做出了高于一般世人的评价。他认为旧时代的旧书商，也是值得像《游侠列传》那样为他们写一篇合传的。他自己也曾写过一些，用来纪念故去的书友，比如《郭石麒》《徐绍樵》《老板》等文即是。
黄裳重视书商的功用并不等于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在他的文中也有着书商作伪的大量记载：“有一天，又看见他在书案边埋头装订一本古书。他是嫌原书太薄，正在努力加衬叶，想化一本为四册。”“不过原本大抵都已残缺不完，书店（文学山房）则剔去了序目或残断的痕迹，重新装潢。为了说明是全书，还各刻了一张‘扉叶’。”这是书商作伪的典型镜头，黄裳真实地记录了下来。这不但为我们展示了书商的整体概貌，也说明了黄裳对待事物客观而公正的态度。到底该怎样看待这些缺点呢？有些藏书家对此“义愤填膺”，黄裳却写到“书坊的这些把戏也的确有些可恶的，特别是因为它为了作伪，破坏了文献资料的完整与真实。但估人能从……这种旧家论秤而出的‘废纸’中间，拣选保存了可贵的资料，也还不能不说是做了好事。”可见，他对于书商的高度评价也与时代紧密相连。
徐雁在《中国旧书业百年》一书中指出：“就中国文化史而言，这新旧交替的百余年（１８５１至１９７６），几乎就是中国典籍文献聚而复散、旋聚旋散、散而复聚的痛史，也是有识之士前仆后继地抢救、掇拾和护卫典籍文献的奋斗史。”（第３４６页）来燕榭的藏书就是黄裳为之奋斗的成果之一。与硕果仅存的来燕榭藏书相对应的是，黄裳以其丰富的学识和特具魅力的文笔保存和延续了藏书题识这种传统文体。黄裳的《来燕榭读书记》延续黄丕烈的《荛圃藏书题识》和郑振铎《西谛书跋》的风格，其中又融合自己的性情与学问，故其文字能自成一体，在传统意义上的私家藏书结束的时代，这一文体的特色格外明显。黄裳说理想的藏书题识“除了介绍作者的身世，撰作的时代背景，书籍本身的得失、优点和缺点之外，还能记下版刻源流，流传端绪，旁及纸墨雕工，能使读者恍如面对原书，引起一种意想不到的书趣。”（见《黄裳文集》卷五，第２１７页）《来燕榭读书记》正是黄裳实践和弘扬传统文体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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